对梁晓声来说融胜配资，1977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
这年，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中国电影史上诸多大师级人物”，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专业作家的转身。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可贵的“倔强”——对现实的直面、对文学的虔诚。今年已76岁的他，谈及过往、谈及当下、谈及文学时，依然如少年般热血。
“成为复旦学生
推进了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青年梁晓声（左二）
1977年正式到来前，1974年是梁晓声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他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74年9月27日，下午两三点钟，哈尔滨至上海的一趟火车进站。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虚浮地出了上海站。上海很热，三十四五度。这位年轻人穿件咔叽布的、旧的、在洗染店染过的、黑色而又变灰了的学生制服。一条崭新的、裤线笔直的‘的卡’裤子，蓝色的，太长，折起一寸有余。一双半新的网球鞋。还戴着一顶崭新的单帽。”
在自传体小说《从复旦到北影》中，梁晓声记录了自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乘火车前往复旦大学求学的情景。
入学第一学期，他因被查出肝炎症状而住院隔离，老师们不仅常去探望，还在寒暑假期间轮流邀请这位因家境贫寒独自留校的学生到家中吃饭、聊天，探讨创作问题。
在诸多温暖回忆中，令梁晓声尤其难忘的是与袁越的文学交往。袁越是中文系老师，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在他毕业后，袁老师每出版新作依然会优先寄给他阅读，并邀请他作序，师生间的文学对话持续几十年之久。
求学期间，梁晓声所在创作专业共有19名学生，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文学的青年，每隔一段时间，同学们会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收集素材，然后进行创作，“从题目到内容都要经过小组讨论，带有集体创作的特点”。完成后，全班同学还要在课堂上对小组作品进行集体讨论。
在那个年代，中文系创作专业的教学不拘泥于课堂，老师常带领学生到农村、码头、工厂开门办学，体验生活融胜配资，“像新闻记者一样收集创作素材”。
作为工人的儿子、兵团的战士，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维系了他与劳动群众的感情，更培养了他观察社会的敏锐眼光。“多接触各阶层人们，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人们，对作家丰富生活、培养感情非常重要。”
“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推进了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梁晓声说。
“我们的现实生活
还是很少被真正讲述”
多年来，梁晓声的代表作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及小说集等，他擅长聚焦大时代中平凡人的命运浮沉，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平民情怀，因此又被誉为“平民作家”。
2017年，他的百万字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式出版，并在两年后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鸿篇巨制分上中下三卷，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共乐区为背景，以一位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
“……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象正大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道出了梁晓声在《人世间》中体现的创作理念。
这部小说后来改编成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公众观剧热潮，甚至不乏90后、00后追剧，成为当年的现象级作品。
尽管年逾古稀，梁晓声如今仍然保持着创作热情，并将创作目标明确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讲好现实题材，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是很少被真正讲述。”
今年4月，他跑遍大江南北收集现实素材，从东北的沈阳，到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农村，再到长三角的苏州，“在这些地方，我接触到不同的青年，看到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的工作状态，想象出各种各样关于青年命运的故事，“我想把这些故事首先讲给我们自己的同胞看。”
“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比我们这一代人觉醒得更早”
2002年后，梁晓声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任教，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成为了一名教育者。
近年来与中文系学生的交流中，他发现一个显著现象，不少青年都在向他请教同一个问题：“梁老师，那本外国小说我看了之后发现没那么好，为什么周边人都看过后都不敢说它不好？”
对此他颇感欣慰，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盲目崇拜西方文学的倾向。“由于过去的‘文化自卑’，我们曾经过于仰视外国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品。这些作品真的比巴金的三部曲高级么？真的能和茅盾的《子夜》相比么？他们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情怀吗？有戴望舒那样的浪漫主义吗？有革命烈士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吗？”
在他看来，如今年轻一代已经展现出比前辈更明显、更广泛的文化自信，有着对中国文学传世价值的坚定信念，这是令人欣喜的变化。
要如何建立与确认这份文化自信？他直言：“年轻人要相信自己的直接感受，要做到这一点，起码得读过很多书，中文系学生如果没有读过足够多的文学作品，连评论的资格都没有。”
梁晓声至今记得，求学期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阅览室里，他接触到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和全国各地文学杂志，恰是这番如饥似渴的阅读经历打开了他的文学视野。
2019年，梁晓声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
“我曾经也有过‘文化自卑’。”梁晓声坦言，近年来，在重读大量中外经典名著后，他不禁羞愧于过去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知半解”，从他今天的审美体验而言，“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应该是各美其美”。
“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比我们这一代人觉醒得更早。”谈到青年，梁晓声的语调情不自禁上扬。
然而，一代人依然有一代人的困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旦学子乃至当代青年应该作何选择？梁晓声回归了他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立场，并给出了直白而务实的建议：
“我们的文化还是要确立平凡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融胜配资，希望大家珍惜高等教育的机会，起码做一个优秀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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